发布时间: 12/5/2025
关于郑智化登机事件，我此前已撰写两篇文章，意外引发了老读者间的激烈争论。尽管郑智化已按承诺清空社交平台内容，但一位读者的私信观点让我觉得，有必要再聊聊这场事件中‘我们该共情谁’的核心问题。
长期关注我的读者，大多不会陷入‘连滚带爬’的修辞陷阱，也不会纠结于郑智化的身份标签——无论是台湾籍还是歌手身份，都与他的核心表达无关。反对郑智化言论的声音，主要集中在他用‘没人性’指责升降机司机这一点上。不少批评者认为，作为拥有高影响力的知名歌手，郑智化用如此情绪化的表述，对底层工作者的司机来说并不公平。
有读者抠字眼，觉得‘没人性’等同于辱骂对方‘不是人’，但我认为两者存在本质区别。‘没人性’带有强烈的情绪色彩，却不属于严重的人格侮辱，与‘不是人’的攻击性表述不可同日而语，不能偷换概念。
回到事件本身，一位读者的私信让我重新思考：当我们把共情点从机场转移到升降机司机时，似乎完成了权力强弱的反转。郑智化从需要无障碍服务的残疾人，变成了拥有更多话语权的公众人物；他批评的对象，也从强势的机场机构，转向了普通的司机个体。
这位读者将共情差异归因于代际问题，我部分认同这一观点——中老年群体成长于不同的历史阶段，对‘努力就有回报’的认知确实存在差异。但郑智化是否算励志符号，对听着他的歌长大的中老年人来说，未必是‘励志滤镜’在起作用，反倒是读者提到的‘对未来失能养老的焦虑’可能影响更大。不过，说中老年群体‘无法理解年轻人的无力感’，比如机场地勤的压力，这一点我觉得有待商榷。
人是复杂的多面体，贸然将人符号化会掩盖很多关键细节。因此我在第一篇文章中特别强调，不要把郑智化‘他者化’——他的台湾籍、残疾、歌手身份都容易让我们产生刻板印象，而这些身份是多元且流动的，不应被标签束缚。
同样，我们也不该把升降机司机简单归为‘我者’。打工人同情打工人，用阶层视角共情‘同阶层’，把司机看作‘默默承受压力的普通人’，这种划分本身就可能存在谬误。通过一个事件就急于划分‘我者’与‘他者’，往往会忽略个体的复杂性。
再看事件视频，服务郑智化的工作人员需区分：推轮椅的小哥属于深航，机组空乘也属深航；而绑安全绳、背心上写‘地勤’的升降机司机，则隶属于机场。最初一分钟的交涉中，深航工作人员与郑智化一同和司机沟通高度差问题，司机用手势示意高度差存在，但具体对话未知，最终沟通失败，郑智化只能在有高度差的情况下登机。
深圳机场声明称这是技术问题，需保留高度差保障安全，但其他案例显示有升降机可与机舱平齐。姑且认为是机型限制，但机场未配置轮椅登机踏板，仍属考虑不周。不过司机是否解释了技术原因、是否代表公司致歉或寻求替代方案，我们无从得知。从视频动作看，帮助郑智化颤巍巍进机舱的仍是深航工作人员，司机基本全程旁观，仅在轮椅滑动时扶住。有博主分析视频结尾，发现司机转头时疑似微笑。
我认为郑智化称司机‘冷漠’并不为过，毕竟沟通失败且无满意解释；‘没人性’虽情绪化，但日常吐槽不必像正式公文般谨小慎微，对言论的基本宽容是现代社会应有之义。
能否将司机定义为底层打工人就全方位共情？我认为不可。在工作场景中，司机身着制服代表机场机构，拥有操作升降机和解释规则的权力——此时他并非权力下位者，而是机构权力的执行者。他的态度和方式直接影响乘客体验。
我曾回复读者一个类比：疫情期间业主不得随意出入小区，平时‘高高在上’的业主突然发现保安能用权力阻止他们回家，甚至声色俱厉。此时保安与业主的权力关系发生反转。同理，郑智化事件中，司机的权力来自机构，不能简单归为‘弱势打工人’。若因情绪化批评就指责对方恶意，那评论区的激烈言论是否都该被禁？世界是否会因此更完美？我持怀疑态度。
说了太多理论，再回到视频本身——恢复正常速度逐帧解读，看似越辩越明，实则可能让观点更固化。写这么多，无非是呼吁宽容：不必因批评就觉得天塌，也不必认定对方恶意。郑智化的初衷是关注无障碍通行，却被我们加入太多脑补解读，导致事件偏离本质，浪费公共资源。最近看到很多残障人士出行体验视频，有赞扬有批评，正推动无障碍设施完善，这才是事件的价值所在。别想太复杂，没有实证时过度解读，容易忘记‘直心是道场’的简单道理。
这场事件最终应回归核心：如何让残障人士的出行更便利？这才是我们该聚焦的问题，而非纠结于共情对象的划分或情绪化的指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