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布时间: 1/1/2026

“若是在三十一岁的年纪便摘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桂冠,这样的人生是否就算得上圆满无憾?”

对于这个问题,请不要急于给出肯定的答案。李政道先生用他波澜壮阔的一生给出了不一样的注脚:在攀登至顶峰之后,或许紧接着的便是痛彻心扉的撕裂。

仅仅因为“谁的名字应当排在前面”这一名利场上的锱铢必较,他与昔日亲密无间的挚友杨振宁从并肩作战到最终分道扬镳,三十年间形同陌路。而在人生的另一面,苏州女子秦惠䇹那句“家里的事全交给我”,却让他将半个世纪的似水柔情,化作了惠及数千学子的“爱情基金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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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今,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先生的骨灰,终于跨越重洋,回到了他日夜思念的故土苏州。

九十八载的传奇人生落下帷幕,他终于圆了两个深藏心底的夙愿:一是与挚爱亡妻秦惠䇹长眠厮守,二是与故乡苏州永远相依。

只是,那段与杨振宁从知己到决裂的往事,至今读来仍让人感到无限唏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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魂归姑苏的赤子之心

李政道先生的生命之根,早已深深扎进了苏州这片温润的土地,流淌在他的血脉深处。

苏州大学旁那片民国建筑群中,他祖父的旧居至今仍静静伫立,无声地诉说着家族的历史沧桑。儿时的周末与寒暑假,李政道总是在这里度过,那是一段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。

“无论走到哪里,都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,不要忘记苏州是我们的家。”这是他常常叮嘱子女的话语,每一个字都承载着他对根脉的无限珍视。

即便后来他远赴大洋彼岸,在美国建立了卓越的科学功勋,苏州依然是他内心最柔软的角落,是他无论身在何方都会深情回望的归途。

这份浓烈的乡愁,最终化为了反哺故土的实际行动。1985年,他设立了“李政道奖学金”,在三十届的评选中,共有202名苏州学子受惠,在他的资助下走向了更广阔的世界。

他曾先后七次回到苏州大学,在校园的林荫道上留下缓缓的足迹;他也走遍了苏州的多所中学,与年轻的师生们促膝长谈,将严谨的治学精神与深厚的家国情怀薪火相传;他还亲自为苏州科技馆题写馆名,笔墨之间寄托了对家乡科技未来的殷切厚望。

敢于打破镜子的天才

在李政道所处的那个时代,物理学界沉浸在一种对“对称美”的迷恋之中。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,宇宙的基本法则如同镜花水月,左右完美对称,这几乎成了物理学家们不可动摇的信仰。

然而,李政道偏偏要做那个打破镜子的人。1956年,他与杨振宁联手投下了一颗震撼科学界的“原子弹”。他们发表了一篇关于“宇称不守恒”的论文,直接动摇了物理学大厦的基石。

他们大胆地提出假设:在弱相互作用的领域里,宇宙或许并不“公平”,它存在着“偏心”,左与右并非完美的镜像。这一想法在当时显得太过疯狂,许多学界泰斗对此嗤之以鼻。但没过多久,吴健雄博士用一个无可辩驳的实验结果,证实了这个“破缺”的真实性。宇宙对称性这一神圣的法则,从此崩塌了一角。

这场智慧的革命将李政道推向了世界荣誉的巅峰。1957年,年仅31岁的他站在了诺贝尔奖的领奖台上,成为历史上第二年轻的物理学奖得主。在颁奖典礼上,他特意使用中文发表致谢词,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他的华夏血统。

这种敢于挑战权威的勇气,其实早就刻在了他的骨子里。少年时期,这个因经常丢三落四而被戏称为“三糊涂”的孩子,最爱做的事情竟是躲在苏州东吴大学附中的大石头下钻研数学题。

即便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,他在江西联合中学求学时,也能一边自学深奥的课程,一边给低年级的同学充当小老师。

他后来的人生更是一路高歌猛进。考入浙江大学后觉得电机系不够挑战,转手就去了物理系,师从束星北、王淦昌等一代宗师。随后被破格选拔进入西南联大,又在吴大猷的推荐下远赴美国深造。

在芝加哥大学,他跳过了绝大多数本科课程,短短两年便获得学士学位,24岁就拿下了博士学位,其博士论文《白矮星中的氢含量》被校长赞誉为“思路极其新颖”。无论是解决量子场论难题的“李模型”,还是后来提出的KLN定理,李政道的研究生涯就是一场不断突破现有框架的冒险旅程。连物理学界的“毒舌”泡利都曾专门写长信称赞他的“李模型”。

双星闪耀后的黯然分离

在物理学的浩瀚星空中,合作往往能催生出伟大的发现,但同时也是对人性的严峻考验。李政道与杨振宁的相遇,本应是华人物理学界最值得传颂的佳话。

他们曾亲密无间,视对方如手足兄弟,曾一同拜访过爱因斯坦,分享着对宇宙奥秘的痴迷。从1949年到1962年的十余年间,两人联手发表了32篇极具分量的论文,每一篇都如同惊雷般震撼着物理学界。

这份默契在1956年达到了顶峰。他们共同提出的“宇称不守恒”理论,如同一道耀眼的闪电,划破了物理学沉闷的长空。

次年,在斯德哥尔摩的聚光灯下,31岁的李政道和35岁的杨振宁并肩站立,成为了最早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科学家。那一刻,荣耀属于他们,更属于他们身后的中华民族。

然而,看似坚不可摧的堡垒,往往最先从内部出现裂痕。名利这把无形的利刃,早已悄然割裂了这份兄弟情谊。早在1951年合作一篇统计力学论文时,分歧的种子就已埋下。

按照国际学术惯例,作者署名通常按姓氏字母排序,李政道(Lee)理应排在前面。但杨振宁以自己年长几岁为由,坚持要求署名在先。这一次小小的妥协,竟成了日后巨大鸿沟的开端。

1957年领取诺奖时,类似的场景再度上演。杨振宁又一次提出,希望按年龄长幼顺序,先于李政道从瑞典国王手中接过奖章。

面对李政道的犹豫不决,妻子秦惠䇹在旁轻声劝解:“不要为了这些细节计较,免得让外国人看我们的笑话。”为了顾全大局,李政道再一次选择了忍让。

他本以为退让能维系这段来之不易的友谊,却未曾料到,一味的妥协只会让裂痕越来越深。

压垮这段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,是1962年《纽约客》杂志的一篇报道。杨振宁在受访时再次公开强调自己在关键思想上的贡献更大,认为署名理应排在首位。

这彻底击碎了李政道心中仅存的幻想。合作关系轰然崩塌,这两位曾经并肩作战的天才从此分道扬镳,在随后的三十多年里形同陌路,老死不相往来。

“这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悲剧。”多年以后,李政道在回顾这段关系时如此感叹。就连他们的导师、“原子弹之父”奥本海默也对这两位杰出弟子的决裂感到深深的惋惜。

这场天才之间的博弈,最终以两败俱伤的结局收场。晚年的杨振宁也曾在诗中写下“越界不言,罢!罢!罢!”的诗句,流露出无尽的无奈。

一生深情只予一人

在经历了科学探索与人际关系的巨大“破缺”之后,李政道似乎将自己所有的情感能量,都倾注于构建一个永恒且完美的“秩序”——那就是他对家庭的忠诚与挚爱。

他与妻子秦惠䇹的相遇,仿佛是上天注定的缘分。1948年的芝加哥车站,这位出身江苏书画世家的温婉女子,走进了李政道的生活。1950年两人喜结连理,秦惠䇹毅然放弃学业,甘愿成为丈夫身后那座最坚实的堡垒。

曾有一次,李政道因拒绝签署一份所谓的“忠诚宣誓”,遭到了加州大学的排挤。正是秦惠䇹的坚定支持,让他能够心无旁骛地投身科研,无需为生计发愁。她的存在,构成了李政道生命中最稳定的秩序。

然而,1996年,无情的肺癌夺走了他的一生挚爱。妻子离世的那一天,李政道将自己关在房中,含泪画下了一幅竹子,并盖上了一枚特制的印章——“竹君文心”。在妻子逝世一周年之际,他又写下了字字泣血的悼亡诗。

在此后的28年岁月里,李政道始终未再续弦。他婉拒了所有关于再婚的提议和善意的撮合,选择独自生活,用漫长的余生守护着这份感情的“完整性”。

这份爱并没有随着生命的终结而消逝。他设立了“䇹政基金”,这个名字将他和妻子的名讳融合在一起,专门用于资助中国最优秀的本科生。

截至2024年11月,该基金已累计支持了北大、复旦、苏大等六所顶尖高校的5216名学子。他将对亡妻的无尽思念,升华为了对国家未来科技人才的无私哺育,让这份深情以另一种更有意义的方式得以延续和圆满。

而那些领过“䇹政”奖学金、在实验室里夜以继日奋斗的年轻人们,正带着李政道的精神,奔赴向更加遥远的未来。